城市設計實效必然是透過專業者與管理者行為的內因作用而外顯的。同時，作為城市設計實踐發生的具體背景條件，社會系統環境的結構性框架既是城市設計實踐賴以發揮作用的“力量源泉”（尤其是政治資源和物質資源）——“獲得職業的合法權威”，同時又制約了城市設計實踐的作用范圍和方向。
 
　　其中，制度環境是城市設計產生、存在、發展的基礎前提。如上海作為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中國特大城市，在行政分權化凸顯行政效率的同時，傳統政治文化的“政治干預”慣性在城市規劃決策和執行上也表現得相當突出，特別是“黨的領導對城市規劃政治的影響”，造成基層的行政管理者的專業能動性常常難以發揮。
 
　　同時管理者行為準則存在于“組織內部合法化”的過程，而且其行為必須獲得黨政領導的支持與贊同。可見，城市設計管理表現為對政治行政體制的依賴并受其制約。
 
　　與此同時，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了現階段城市建設及其管理體制的任務，城市設計實踐首先要為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服務。而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進程亦同樣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城市設計實踐必然是“自上而下”的精英主導模式，市民參與尚不成熟。總之，社會系統制度性環境是影響城市設計實踐的關鍵性因素。
 
　　社會系統經濟性因素是城市設計實踐所必須依賴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環境，城市設計既要約束開發資本的市場行為，又要借助資本力量實現其空間理想。經濟性因素直接影響城市設計實施的可能性與最終效果，如城市經濟結構重組、產業布局調整和建設環境的資本流向等經濟性因素。而社會結構轉型與社會分層加劇既對空間形態設計提出深層次需求，又不可避免地促使城市設計更多地為高收入階層的利益服務，使得城市設計的公平性和開放性受到挑戰；當代社會的文化因素則深刻影響城市空間形態塑造的觀念，對城市設計有明顯的價值導向作用。
 
　　可見，經濟、社會、文化性因素都成為城市設計實踐所托的社會系統環境的重要因素。當我們將上海，這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典范城市，置于經濟全球化和整體社會轉型脈絡下來審視，城市設計實踐所塑造的空間對象，如上海太平橋地區的改變，與全球化下的城市競爭、城市經濟結構轉型、社會空間分異以及文化的斷裂重構都有著結構性的內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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